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祖籍广东新宁（今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1907年回国，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0年末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扑灭在东北暴发的肺鼠疫大流行。1911年4月，在沈阳主持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大型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肺鼠疫”概念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同和赞赏。1912年后，领导东三省防疫总处，建立地区防疫网络，多次组织扑灭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鼠疫、霍乱疫情。1930年主持成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处，将海港检疫权逐渐收回国人手中。1915年，与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担任第二任会长，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任总编辑。参与发起创建了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等十多个科学团体。著有《论肺鼠疫》《中国医史》（与王吉民合著）等。

　　2019年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使“隔离”“检疫”等词汇再次进入中国人的日常。在疫情尚未结束、医护人员仍在紧张奋战的时刻，我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百年前的一位抗疫先驱公共卫生学家、现代医学开拓者、现代防疫体系奠基人伍连德。

　　1910年末，中国东北地区暴发肺鼠疫疫情，伍连德受命奔赴哈尔滨，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成功扑灭了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父亲伍祺学少年时代只身闯南洋谋生，先在金店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店为业。母亲林彩繁祖籍广东新会（今属广东江门），是普通华侨的女儿。伍连德7岁时进入当地的大英义学就读。经过十年制教育后，他考取英国海峡殖民地（包括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1896年的女皇奖学金第一名，从此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习。为了获得较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当时成绩优秀的华侨子弟大多选择法学和医学为专业，伍连德也不例外。在剑桥学习3年后，他于1899年获文学士学位，并考取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奖学金，入院听课和实习。日后，亚历山大弗莱明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青霉素。

　　在学期间，伍连德十分勤奋。他获得了多份奖金，支持他度过了一段清苦的留学生涯。1902年4月，伍连德完成医学士考试，成为剑桥大学同届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医学士学位的学生。

　　20世纪早期，医学界保留着医生在各国知名的医学研究机构学习、进修的传统。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异，伍连德得到伊曼纽尔学院提供的研究奖学金，随后在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研究疟疾和破伤风等。在这些机构里，他接触到一批著名学者，受益不少，如英国生理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俄国动物学家梅契尼科夫等。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1903年春，伍连德向剑桥大学提交了有关破伤风的研究论文，并顺利通过博士答辩。只是剑桥规定，获得医学士3年后才可授予博士学位。他随后在伦敦南部的一家结核与肺病专科医院做住院医生。半年后，他决定先返回故乡槟榔屿，并试图在海峡殖民地政府里申请一个医官职位。令他意外和失望的是，由于他是华人，即使已通过博士考试，仍旧没办法获得相应的任命。他不愿屈就医官助理，于是在成立不久的吉隆坡医学研究所获得一笔经费，从事了一年的脚气病研究，于1904年底回到槟榔屿挂牌行医。不久，他在好友林文庆的介绍下，和黄淑琼结为伉俪。黄淑琼的父亲黄乃裳曾是维新志士，此后成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的元老。

　　伍连德的母亲是家中长女，几个弟弟长大后，由于在南洋接受过英文教育，先后回到国内投身于对文化水平特别是外语要求比较高的海军队伍。伍连德的二舅林国祥，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曾任广东水师广乙舰管带（舰长），尔后受命接替在丰岛海战临阵脱逃的方伯谦一职，成为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三舅林国裕，服役于著名将领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在甲午海战中殉国。

　　1906年夏，清政府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在归国途中经过槟榔屿。伍连德作为当地接待团体的一员参与了迎接，并和考察团中时任一等参赞的施肇基相谈甚欢，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施肇基于1902年在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日后成为伍连德的至交好友和坚定的支持者。

　　在槟榔屿行医期间，伍连德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他热心社会公益，大力倡导禁赌禁毒，并担任当地反协会的会长。但贸易是当时的税收大宗，也是不少人赖以发家的“财源”，因而此举为殖民地政府和商人所忌恨。借搜查药品之机，当局以藏有未经申报的酊剂为由，对伍连德的诊所予以处罚，变相扼杀了他的反活动。

　　回到槟榔屿后的几番挫折，使伍连德愤懑不平，心情郁闷。恰在此时，受施肇基推荐，直隶总督袁世凯以丰厚的待遇邀请他回国，任职于天津的陆军军医学堂。伍连德应允后，随即赴英国、德国等地考察军事医学。不料，等他1908年11月间返回北京时，局势已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亡故，袁世凯“回籍养疴”，朝政大权几乎都被满族少壮派亲贵把持。为袁世凯所聘的伍连德，险些被视为袁党一伙而遭冷落。幸好，二舅林国祥的海军袍泽、此时任职于海军部的谭学衡等人及时伸出援手，并联系上此时正任职于陆军部军法司、在英国与伍连德有过往来的丁士源。经丁士源向陆军部尚书铁良引荐，伍连德得以正式前往天津，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

　　中国近代军医教育最早为李鸿章所倡议和发动。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对军医也十分关注，并于1902年建立了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徐华清担任学堂总办。徐华清在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军医系统的老资格。他还兼任陆军部军医司司长，工作繁重。因此，学堂的实际教学多为日籍教习把持，重书本而轻实习，意图培养一些高级护理人员。为了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伍连德竭力主张开办一所新式的陆军医院，作为教学医院使用，但一直未能得到上层的允准。

　　正当伍连德在天津一边历练中国官场，一边学习祖国语言以便更好地工作和交流的时候，一场巨大的考验悄悄在中国东北降临。

　　皮货素来是中国东北和沙俄远东地区贸易的大宗，名贵者首推貂皮。但由于貂皮少、需求多，随技术的进步，人们发现经过加工处理的旱獭皮，其毛皮成色可与貂皮媲美，一时间价格大涨，这也使得国际皮毛商人和中间人组织大量人手对旱獭进行捕猎。加上1904年后，清政府废除了禁止汉人前往东北垦殖的命令，直隶、山东一带的青壮劳力纷纷北上，许多人加入捕猎旱獭的队伍，从而在浑然不觉之中开启了可怕的瘟疫之门。

　　旱獭是鼠疫杆菌的宿主之一，其染病之后，表现为行动迟缓、步态蹒跚。有经验的猎户都会避开这些旱獭。但对于缺乏此类知识和经验的新猎手而言，这些旱獭反而成为最佳的捕获对象。在利益驱使下，他们不加区别地捕捉旱獭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剥皮加工。其住宿条件也相当之差：为了保暖，他们所住的窝棚通常是半地下结构，几乎不通风，往往二三十人挤在一起，从而使这里成为了传染病酝酿和暴发的温床。

　　由于捕捉旱獭大多在夏秋之际，1910年夏末，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列坚克斯与远东地区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庙街）已经报告了零星病例。这些人发病急而凶，其症状是高烧、咳嗽，继而呼吸急促、咳血，发病后13天后死亡。由于病人皮肤出血、发绀，又称“黑死病”，传染性极强。

　　是年10月26日，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传来了第一例鼠疫死亡报告。恐慌之下，大量居民和劳工或乘火车、或步行沿中东铁路逃亡，导致鼠疫在铁路沿线日，哈尔滨慢慢的出现病例，一个月后，每日死亡人数已增长至十余人。12月初，疫情已渐次蔓延至黑龙江省会卜奎（今齐齐哈尔）、长春、奉天（今沈阳）、大连等交通要地，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也发现了零星病例。

　　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此时的哈尔滨拥有非流动人口约11万，主要居住在以俄国人控制的以车站为中心的道里区和中国政府设治管辖的滨江厅（治地傅家甸，今属道外区）。得知疫情后，俄方很快在道里城区采取检疫措施，并以中方应对缓慢为由，频频越界插手地方防疫事务，并通过其驻华公使向北京施压。同时，由于疫情向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蔓延，日本随后也声称将采取自行防控。

　　清政府意识到，一旦俄、日等国以防控疫情名义介入中国内政，后果极难预料，要维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就必须掌握防疫主导权。其最要紧的麻烦是找到通晓近代医学的中国医生来调查、指导防疫措施，而哈尔滨正是防控的核心地区。但当时的东北尚无懂得近代医学的中国医生，此时已担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再次力荐年仅31岁的伍连德前往调查疫情。

　　情势紧急，伍连德和助手林家瑞于12月24日下午赶到哈尔滨。在抵达的第三天，12月26日夜，一名在傅家甸经营客栈的日本女性因感染鼠疫而暴亡。次日早间，得知消息的伍连德与林家瑞立即赶到客栈，开始做病理解剖。他们小心地取得血液和脾、肺等器官的样本后，经过显微观察和细菌培养，证实病原就是鼠疫杆菌。然而，通过捕鼠后的细菌学检查，未曾发现鼠疫杆菌的存在；而且此时的东北天寒地冻，老鼠也并不活跃。因此，伍连德大胆推测，这不是医学界已有定论的“鼠跳蚤人”的腺鼠疫，而是“人传人”的新型鼠疫肺鼠疫。基于这一些状况，伍连德向北京发报，提出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防控措施、增派医生等人手，以及中国和东北的俄、日铁路管理当局合作等建议。

　　然而，提出种种抗疫措施的伍连德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地官绅强烈反对消毒、隔离等防疫方法，认为与习惯不合，要求自立病院、以针灸等传统方法治疗；提出增调兵员来控制人口流动和交通的建议，也为地方官员所反对；他在拜会俄、日、英、法、美五国驻哈领事时，仅有美国领事顾临态度热情，表示愿意合作并给予援助。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伍连德提出的人传人的感染途径遭到了外国医生的否定。他在拜访沙俄中东铁路医院时，负责人哈夫金对直接传播的风险毫不在意，照样不戴口罩出入病房、查诊病患。

　　同样，由外务部派往哈尔滨、1月2日到达的北洋医学堂法籍总教习梅聂，依仗其年资，要求清政府授予其全权处置资格。伍连德前往拜访时，两人对疫情原因看法不一，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欢而散。1月5日，梅聂前往中东铁路医院的传染病房观察病人，但并未戴口罩。他于三天后感到不适，病情迅速恶化，1月11日殉职。

　　梅聂的病亡震惊了哈尔滨，也促使当地官绅和沙俄道里当局开始支持伍连德。而此时，东三省的疫情已经日趋严重。由于临近旧历年底，许多人试图南下返回关内过年，还有不少感染病人设法从隔离点逃跑，进一步造成鼠疫扩散。哈尔滨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每日死亡人数从1910年12月底的30余人，攀升到一个月后的最高183人。

　　为了拯救危局，清政府展现出了少见的高效率。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与俄、日交涉，在东清、南满铁路沿线车站截留乘客、强制隔离等措施。自1月中旬起，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南满、东清铁路也基本停运。

　　1月上旬，哈尔滨防疫局设立，伍连德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各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他们将傅家甸分为4个区域，禁止人员往来，并逐日检查、统计，及时安排感染者隔离、住所消毒等事宜。他们赶制了大批棉纱口罩，并把学校、戏院、浴室等公共空间较大的场所临时改成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临时医院，争取了包括外国传教士和地方中医的积极协助。俄国铁路局借出120节货车车厢，安装火炉后，用于收容和隔离。1月中旬，清政府从长春厅调集1160名陆军士兵来到哈尔滨，并临时征召600名警察，由军队负责掌控城内外人员的流动，警察在城内全天执勤。一切准备就绪后，自2月2日开始，傅家甸实施断绝交通、分区检疫。

　　1月下旬，伍连德在巡视时发现，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加上隆冬季节无法掘动土地以埋葬死者，大量棺材和尸体均在露天堆放、绵延数里，不仅状况凄惨，且成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库”，唯有立即火化。但中国人向来有入土为安的传统，更没有集中火化的先例。没想到，地方官员和士绅在伍连德的带领下绕露天坟场实地参观后，一致赞同采用火化方式；清廷也很快允准了伍连德等人要求集中火葬的奏请，并于1月31日开始实施。随后，道里的沙俄防疫局、长春防疫局纷纷采用此种方法，集中火葬了数千具尸体。在农历新年之际，伍连德又鼓励官民大放鞭炮。鞭炮爆炸后弥漫的硫磺气体，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起到了消毒净化的作用。

　　这些措施的推行成为哈尔滨疫情控制的转折点，随后为另外的地方所采用，起到了几乎立竿见影的效果。据伍连德自己回忆，在实施火化的当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2月下旬后，每天的死亡人数降至个位，到3月初归零。在沙俄控制的道里区，疫情到了3月底也完全平息。是年4月间，殃及数省的肺鼠疫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这次疫情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总共死亡6万余人。医护人员的牺牲也十分惨烈，仅傅家甸一地，参加防疫工作的2943人，就有297人殉职。

　　然而，能想象的是，假如没有强力的抗疫措施，这一个数字远不止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