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卡洛·马托尼奥发表的研究《莫斯科的奥斯维辛工程师：苏联战后对奥斯维辛火葬炉工程师的审讯》 (Armreg Ltd，伦敦，2023 年 1 月； 《大屠杀手册》系列第 52 卷)。

　　事情要从1993年10月4日说起，当时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标题叫《死亡工程师》。这家汉堡新闻杂志根据英国犹太裔研究员杰拉德·弗莱明对莫斯科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埃尔福特工程公司Topf & Söhne and Sons三名工程师的审讯记录摘录。这三人于 1946 年 3 月被苏联占领军逮捕。他们分别是火葬炉和供暖系统总工程师库尔特·普吕弗、通风系统总工程师卡尔·舒尔茨和 Topf 公司生产经理古斯塔夫·布劳恩。（除了普吕弗、舒尔茨和布劳恩，苏联还抓获了第四名工程师，即 Topf & Sons 公司总工程师弗里茨·桑德。）

　　四名被告均被指控参与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据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害了大批人，死者的尸体被放入火葬炉焚烧。托普夫工程师因参与火葬炉的建造和安装以及通风设备的安装，被指控积极协助和教唆了这起大屠杀。

　　然而，检察官没办法提供任何文件或物证来证明所谓的毒气室种族灭绝。事实上，奥斯维辛主营和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焚尸炉是出于卫生原因而建造的。这些营地的死亡率高得可怕，还在于营地里反复出现斑疹伤寒疫情，而主营焚尸炉的容量被证明是不够的。最初，无法火化的尸体被简单地埋葬，但由于奥斯维辛附近地下水位高，这样做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因此决定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地再建造四个焚尸炉。Topf 公司被委托为这些设施提供炉子。

　　这些工程师的工作并没有抹杀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恰恰相反，他们确实拯救了数千人，因为假如没有这些焚尸炉，奥斯维辛和比克瑙的死亡人数无疑会更高。在一般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到指控这些人犯罪，但在 1946 年，情况并不正常。刚刚形成的“大屠杀”故事急需巩固，在没有文件或法医证据的情况下，这只可以通过证人陈述和肇事者的供词来实现。

　　德国主要的虚假信息媒体并未屈尊告诉读者，哪些“书面文件”被用来“指控”工程师。弗里茨·桑德被捕后仅三周就因心力衰竭去世，而他的三名同事则在1948年分别被判处 25 年强制劳动。库尔特·普吕弗未能从古拉格集中营逃脱，但布劳恩和舒尔茨在 1956 年因大赦而获释。我们不明白他们接下来的命运。

　　由于审讯记录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1995 年底，我和卡洛·马托尼奥在莫斯科档案馆进行研究时，曾努力寻找这些文件。据《明镜周刊》报道，弗莱明在“中央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些文件，但莫斯科没这个名字的档案馆。那里有一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但弗莱明从未去过那里，因为档案馆记录每位访客的账簿上没有弗莱明的姓名或签名。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还向我们保证，我们寻找的记录不在他们手中。弗莱明曾去过历史文献收藏中心（现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但在那里也找不到相关文件的踪迹。由于我们怀疑审讯记录可能保存在联邦安全局的档案馆中，我们在2001年春季随后访问莫斯科时提交了一份授权申请，几个月后获得了批准。 2002年2月，我得以查阅和复印这些文件。我永远会清楚地记得在那里度过的两天；这位非常友善的主任给了我一切可能的帮助。作为允许我复印这些备受追捧的文件的回报，他要了一台吸尘器，我们大家一起花了400美元买了一台。当时，俄罗斯仍深受1990年代灾难性后果的影响，各种物资和设备普遍短缺。

　　事实证明，这台吸尘器是一笔相当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这些记录确实很重要。它们以无比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基于“供词”的历史观的脆弱性。从一开始，工程师们在陈述中就使用了苏联术语：他们谈到“希特勒德国”和“纳粹德国”，以及“德国对欧洲人民发动的战争”——这清楚地表明，他们的陈述要么是在压力下做出的，要么是审讯人员强加给他们的。

　　正如1937年和1938年莫斯科作秀审判中的被告承认了他们不可能犯下的罪行（例如，在所谓的会议日期之前很久就被拆除的酒店中与帝国主义特工会面），Topf 工程师也记录了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真的事情。例如，弗里茨·桑德 (Fritz Sander) 于 1946 年 3 月 7 日作证说，他的同事普吕弗 (Prüfer) 在 1942 年夏天访问奥斯维辛后告诉他，包括希腊犹太人在内的大量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杀害。事实上，第一批希腊犹太人直到1943年3月才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根据桑德的说法，被谋杀者的尸体被“在火葬场”（复数）中焚烧。但事实上，1942 年夏天奥斯维辛只有一个火葬场——主营的火葬场。弗莱明将年份“1942”替换为“1943”，以消除这一错误。《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出现了错误的日期，该文章引用了弗莱明的说法。这些伪造者使用的伎俩太卑鄙了。

　　审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工程师的记忆力逐步的提升。1946年3月5日，普吕弗作了以下证词：

　　即使从正统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说不通。毒气室应该在焚尸炉里面——这和“焚尸炉”有什么联系？他到底指的是哪一个？

　　整整两年后，即1948年3月4日，普吕弗的记忆力奇迹般地好转了，他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比克瑙第二焚尸炉的情况，包括据称在那里发生的毒气事件。显然，普吕弗从狱卒那里接受了当代历史的私人教育。1946年，奥斯维辛的画面仍然非常模糊，因此苏联军官们并不明白他们真正想从普吕弗那里听到什么。然而，到1948年初，正统的奥斯维辛画面已经清晰起来，这要归功于1947年在波兰举行的两次审判——华沙审判第一任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以及克拉科夫审判40 名前集中营工作人员。因此，在1948年初，审讯人能很容易地把事件的一个版本强加给普吕弗，然后他在这次审讯中重新复述了这些版本。

　　事实上，不少真正的目睹集中营事件的目击者，亲历者。至今仍被迫诉诸这种显然是在胁迫下获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词，以“证明”他们在化学屠宰场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可怕幻想，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他们的绝望程度。

　　国际犹太势力伪造的“历史”很难想象未来会被揭露、证伪。那将是世界被解放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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