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回原籍定居、官员“告老还乡”对促进乡村文明与发展作用显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上世纪20年代起，在城市化中后期均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城市居民向郊区、小城镇和农村迁徙及定居现象，这些现象可称之为“逆城市化”。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对其“城郊一体化”、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惯例”。古人称官员辞退归家为“致仕”，是指官员在年老或多病时，归还职务并返乡，进而摆脱政务颐养晚年。这些官员告老还乡，不只是官员居住地的简单回归，而是“归教于闾里”，成为一种文明回流。

  官员“告老还乡”后，不仅将其财富带了回来，增加乡村消费与就业（雇佣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而且还保持着与朝廷的联系，这就形成了从乡间到市井再到中央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和物质的良性循环。他们在联结中央都城与乡间的交流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非消极作用，促进了乡村文明的进程，有利于乡村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乡村治理、有利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乡村民间传统文化的延续。

  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持续几百年“告老还乡”的杰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贾、官宦“告老还乡”建设家乡的古代示范，它带来村庄的整体性升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也不断有“精英返乡”的成功案例，他们回到家乡与当地群众一起，竭尽所能地为当地经济、教育等贡献才智。如毛致用曾先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退休后他回到老家湖南岳阳县西冲村。为让村里百姓尽快过上小康日子，毛致用不但献计献策，还亲力亲为，帮助当地经济发展。陈苏厚曾担任海南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他和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他动员村民种植香蕉，仅仅两年时间，松梅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种植专业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一倍。

  其实，国外人很看重家庭、亲情和乡土。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会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主宰伦敦剧场大约20年后，莎士比亚“告老还乡”，过着较为舒适安逸的生活，直到1616年去世；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两任美国总统之后，拒绝再次连任，回到自己的故乡弗农山庄，过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这些名人与高官回到故乡后，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对当地的乡村文明和发展仍然不失影响，且在若干年以后，使得其故乡成为观光旅行的圣地，影响深远，造福乡里乡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地集中化、大型化。但同时，在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投资方向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和城市郊区，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减少、郊区和中小城镇人口乃至乡村人口增加的现象。

  发达国家“逆城市化”首先推动了城市郊区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初慢慢的出现“逆城市化”。二战后美国市区地价趋高，但是市区土地的供给已经高度无弹性。家庭汽车和公共交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使大量中产阶级涌向郊外居住，这时美国政府对在郊区选择住宅给予鼓励，使得郊区化得到普遍发展。20世纪末，美国的郊区演变成为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出现了与美国城市发展史上相同的状况，市区居民和企业离开市中心向周围城郊迁移，新城市不断出现，形成了城市群，市中心区人口减少。

  发达国家“逆城市化”推动了中小城镇与乡村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加郊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发展的新趋势出现了逆转，大都市区人口甚至会出现了减少的现象。一些美国小镇在“逆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英国全国人口上涨的速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独立的乡村地区、独立的城镇、次要的大都市区，而主要的大都市区却出现了人口明显减少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村官计划和农民工“失业性”返乡。但这类“逆城市化”对解决我国小城镇发展滞后和愈发突出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作用不大。无论是具有城镇户籍人口的“逆城市化”，还是无城镇户籍的农民工“逆城市化”，其临时性特征很明显，是化解城市就业矛盾的重要方式。别的形式的“逆城市化”不具有典型性和规模效应，因而对农村和小城镇发展作用有限。

  从1955年下半年起，未解决城市就业，以及农村合作化经营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等问题，国家鼓励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81年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告结束。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逆城市化”主要体现为无城镇户籍农民工的临时性返乡。由于农村生产力得到提高，农业生产不仅能满足城镇人口的需求，而且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打工，出现了大量没有城镇户口的“城市的居民”。但这一时期农村仍然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当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较多时，就从事非农产业经济活动；当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较少时，就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返乡潮。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得到发展，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格局。这对解决当前我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中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人为推行了城乡二元化管理，在城乡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鸿沟，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制约，使得我国当代“告老还乡”仅是个案，“逆城市化”现象具有短期化和临时性特征。因此，当前我国的“告老还乡”和“逆城市化”对我国村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发展作用不大。

  随着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高铁和村村通公路的发展，我国农村宜居情况不断好转。“精英返乡”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限制了我国城市居民向农村流转。

  因此，建议按照《宪法》的精神，修改我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恢复农村集体宅基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为我国城市居民向农村流转打通道路。同时，国家积极制定有关政策，充分的发挥“告老还乡”和“逆城市化”的非消极作用，鼓励城市居民回原籍定居，参与新农村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避免农村“空心化”。另一方面，在农民大量进城市的背景下，通过农村集体宅基地的流转，增加进城农民的收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