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水资源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共识。政府通过政策驱动、建章立制，大力推行节水蓄水工程。民间或积极宣传节水知识，或自我进行护水实践。但学者觉得，传统节水模式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完善现有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阿姨，这是我们亲手制作的节水宣传单，请您看一看！”3月22日至28日，浙江桐乡市崇福镇虎啸中心小学401班的学生，一见到村民，就会递上一张“节水护水”宣传单。

  这是桐乡市水利局在第24届“中国水周”联合学校等单位发起的节水护水宣传活动。以“节俭养德，节水为荣”为主题，陆续开展了答题有奖、“放鱼苗净河水”等活动。

  “我连续答了三天题，最后10道题都答对了。”桐乡市乌镇人小杨在活动中格外活跃，她称这次活动让自己既掌握了节水、用水知识，又获得了大奖，十分高兴。

  桐乡虽为江南水乡，但该市的支柱产业为化纤、纺织、服装等，其用水量巨大。据统计，桐乡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用水量占工业总用水量的70%左右，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地区。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孟庆瑜研究之后发现，我国长期以来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忽视资源利用效率，使得水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全国环保联合会常务理事、原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认为，我国万元产值工业的耗水量比西方发达国家多115立方米，农业灌溉的有效利用率仅占其用水总量的三分之一。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对北京市洗车耗水量测算发现，其一年的耗水量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

  地处江南水乡缺水，桐乡不是个案。来自江苏省水利厅的消息显示，江苏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的省份，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城市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等原因，同样存在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恶化等问题。

  为保障水资源安全，2012年4月，江苏省发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建议》，首次明确了水资源控制“三条红线年，江苏用水总量控制在6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11立方米以下。

  经过3年多的努力，截至2015年底，江苏已初步建立了差别化的水资源费征收体系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8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并初步建立了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等制度。

  位于长江沿岸、三峡库区的重庆市忠县却走了另外一条治水节水路。忠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小梁称，近年来，他们扎实推进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统筹发展，已整治修建山坪塘（小型水库）4200多口。

  据小梁介绍，这些位于长江沿线的山坪塘以收集雨水为主，大多建在山坡上，花费约在8万至10万元，其建设费用“水利部补助5万元左右，市财政补贴3万元左右，村民自筹1万至2万元左右”“由当地水协选派的水管员、协管员，负责日常维护与管理”。

  自2013年全面整修小型水库以来，重庆市忠县累计新增、恢复蓄水能力1800多万立方米，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11万亩，新增节水能力1.3亿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8.59万吨，受益人口达96.33万人，已形成了村民筹资自建、自我管理的良好运营模式。

  与重庆等南方城市不同，北方城市北京则通过打造“水弹性城市”形成了新的节水蓄水机制。北京市西城区的月坛公园南园，长势良好的丹麦草下隐藏着偌大的雨水汇集池和处理池。政府将月坛公园之前直接外排的排水统一汇集、处理后，直接用于公厕用水、绿地灌溉。

  目前，北京市通过修建调蓄池、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雨水吸纳、利用工程，累计收集利用雨水量已达14个昆明湖的蓄水量。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练军称，“水弹性城市”不仅构建了完整的城市绿色透水体系，而且意味着城市排水畅通、市民不再“看海”。

  “有水，沙漠变绿洲；无水，绿洲成荒漠。”3月22日，全国青联委员徐春妮的“关爱山川河流”节水护水志愿服务行动倡议书引发广泛热议。与政府建章立制、推行节水蓄水工程不同，民间护水节水志愿者、践行者走了另一条护水节水道路。

  浙江宁波人梅恺，为了守护宁波市镇海城区西北河头乡境内的九龙湖，在当地团委的支持下，和他所在的黄背包志愿服务队小伙伴一道，捡拾垃圾、植绿护绿，于2014年７月，对九龙湖全域进行了一次水质“体检”。

  此次活动，梅恺和志愿服务队小伙伴们，对九龙湖水源流经的11个村，51条河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摸排后，梳理出５个劣Ｖ类水质取样点，并将水质普查报告提交给了当地政府。

  与梅恺等年轻人不同，家住重庆江北区的朱云程老人靠自己的“手艺”成了邻居眼中的“节水达人”。朱退休前是一名化工机械工程师，2005年，他和老伴买了新房，准备搬新家。

  因为平时很注意水电节约，在新家装修时，朱云程利用自己懂水、电安装的专长，在自家卫生间马桶正下方设计建造了下凹污水蓄水池，用来收集洗澡、洗衣服后的污水，再在池里放置一个潜水泵，在冲水箱设置一个液位继电器，使其通过感应控制自动开启关闭。

  这个节水系统，为朱云程家省下不少水费。全家每天正常洗菜做饭、洗衣洗澡、拖地浇花，一个月下来，自来水用水量只有2吨左右，每月水费只有7块钱左右。和邻居相比，他家每年可节约120吨至240吨自来水。

  2007年，朱云程研究的这套废水回用冲洗厕所“家用节水装置”成功获得国家实用型发明专利。但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的俞慧华老人的“节水点子”更简单、环保、适用。

  据测算，通常居民家中冲一次马桶用水在5升至12升左右。俞慧华老人在自家马桶水箱里放了一个装满水的饮料瓶后，每次冲水可节水500毫升。“这个节水方法简单易操作，可日积月累能节约不少水。”

  桐乡市乌镇人小杨则和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学生小张一样，加入当地节水义工组织，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来临之际，身穿带有“节水志愿者”的Ｔ恤，不停地向群众发放“节水小册子”

  尽管政府和民间力量在不断发起护水节水行动，但孟庆瑜等人认为，这远远不足。在孟庆瑜看来，我国目前对“水”和“水资源”的概念尚没有明确区分。“水”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更具有普遍性。“水资源”则有保护、合理规划利用的含义，是一个环境法上的概念。

  长期从事水处理研究工作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王晓昌表示，水资源概念最早由美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提出。1894，该局正式设立水资源处，主要任务负责对地表河川径流和地下水进行观测。此后，水资源一词被大范围的应用于与水利用有关的行业中。

  在王晓昌看来，我国水资源时空、季节分布不均，人均占有量低。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仅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四分之一，且多集中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浙江闽南等流域，北方及西北内陆地区占有量很小。

  陕西省农业法与环境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田义文研究之后发现，目前我国城市缺水总量每年达60亿立方米，如果全国人口在2030年达16亿高峰，届时人均水资源量将会下降到170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警戒线。

  田义文认为，节约水资源已成为关系我们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刘练军表示，传统节水模式已没有办法解决我国严峻的缺水问题，不断构建与完善现有法律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才是解决我国水危机的关键之道。

  孟庆瑜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用水之间矛盾一天比一天突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用水矛盾加剧，“只有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才能妥善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根本矛盾”。

  事实上，我国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关于加强水管理工作的十条意见》。1988年颁布《水法》首次将节约水资源纳入法律。2002年修订《水法》，将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到法律层面。2006年出台《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在全社会推行节水。

  2008年，水利部正式出台了《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孟庆瑜称，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初始水权制度已基本建立。此后，《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抗旱条例》《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规及法规性文件陆续出台。

  但田义文认为，这与我国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让节水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距离相差甚远。现有节水制度体系不配套，法制保障还不到位。如：新修《水法》中，虽对污染防治的规制比《水污染防治法》更严格，但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分属不同部门管辖。

  孟庆瑜认为，我国现有水资源产权形同虚设、流转机制不健全。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水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没有规定其所有权的具体代表者，造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争夺水资源，大肆掠夺式开发利用水资源。同时，水权交易市场也尚未充分建立。

  刘练军表示，我国长期以来只承认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忽视了其商品属性。这导致我国水资源定价不科学，水价低廉，浪费现象在所难免。同时，我国现有节水制度中公众参与机制少，参与渠道单一，法律和法规规定也过于原则，使其可实施性差。

  尽管有学者觉得，目前我国现有节水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但是退休老人朱云程、“80后”小杨都已付诸行动。重庆忠县水务局也通过用水者协会，让用水村民以每吨水两角钱的付费方式，尝试着自我用水护水节水管理。正如梅恺所言“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